全国卫生系统从1992年开始集中整治收“红包”、拿回扣现象，光卫生部就专门发文十数次，多次放言要将屡查屡犯者逐出卫生队伍，但是收效始终不明显，红包痼疾反而越来越重，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某些人的“红包瘾”真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
红包为什么这样红，红包为什么这样硬，红包的命为什么比我们预想的要长？法律界定模糊、社会监督失灵、整治手段简单，再加上卫生部门自己生病、自己开方、自己抓药的系统内自净存在局限，导致了“红包现象”沉疴难愈。
别轻易给红包“减刑”
北京市卫生局为啥格外强调商业贿赂与不正之风的区别？这是因为前者是贿赂，可以入罪定罪，属于《刑法》范畴；后者是一种变异的社会现象，顶多受到纪律处分、行政处罚和道德舆论的谴责。
因此,网民们嘲讽说，听到卫生局领导的解释，那些 “红包医生”肯定会如释重负，从此可以放心大胆地收受红包而不怕法律追责。
因为医生特殊的技术权力和技术身份，再加上法律规定存在空白，医生收受红包的性质，并没有像官员收受红包那样得到明确界定。而一个主治医生，一年就能收取十几万乃至上百万元的红包，这种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触目惊心，用“不正之风”的低标准来衡量和处理，简直是在拿鸡毛掸子打腐败，导致无良医生们只有痒痒而没有痛感。
“红包”永远也洗不白。祛除“红包腐败”，需要打出组合拳，在步步为营的医风医德重建之外，还应构筑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法律保障体系，标本兼治，清理红包病灶，对性质严重、社会危害重大者作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靠卫生局来治理卫生系统自身的商业贿赂，本身就存在着制度设计缺陷，让其自行界定红包的属性，为红包免责减刑，更显得有些不妥。
公众对北京市卫生局官员有关的红包解释产生的强烈反应，实际也是在向立法机关释放一种民意信号——应加快修补《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漏洞，对医生拿红包、收回扣行为的性质分别作出界定，廓清红包罪与非罪的认知模糊。只有打开缠绕在红包上的法律死结，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个烫手的红包才无人敢接无人敢要。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培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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