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国际顶尖心的血管病专家，刘晓程并不单单以医术赢得尊重。最初他放弃海外高薪回到国内；随后，他放弃大医院舒适生活回到家乡创办心血管医院；最后，他放弃了卫生系统高官职位，辞职创立世界级的天津泰达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放弃的背后是创造，他正在以自己的力量改变中国医疗困局。
1987年我碰到一个心脏病非常严重的姑娘来阜外心血管医院就诊。我问她，为什么不早来？
姑娘从衣兜里哆哆嗦嗦掏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入院通知单，双手捧到我面前说：“我8年前就来了，开了入院单没有床位，大夫让我回家等通知，可我等了8年也没等到通知。”
那张已经被时光磨损出破洞毛边的入院单上赫然写着“1979年4月23日”的日期。一个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怎么能等得了8年？她的心脏已经无法接受手术了，等待她的只能是死亡。
这个震撼人心的一幕那时经常在我面前上演。
当时作为一个主管四个病区的主治医生，我每天只能开一张入院单。但经常是一天要接待五六十个患者，很多人需要手术。该把这张“生死牌”发给谁呢？
中国每天有1.3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等疾病，北京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疾病。中国现有400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1%，余下的400多万心脏病人往往要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过早地结束了本该延续几十年的生命。这就是我一个留学回国心脏外科专家每天都要面临的局面。
1979年秋，已经30岁的我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成为一名心血管外科研究生。三年后我留在阜外医院工作，1984年，阜外医院又破例提前送我去澳大利亚查理王子医院深造。
凭借中国人传统吃苦耐劳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我赢得了我的导师和同行们的尊重。1985年，我这个外国留学生甚至代表查理王子医院在国际心脏外科会议上做报告。我的导师在我毕业时曾劝我留下来。在查理王子医院，一名普通医生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在阜外医院，当时一名主任医师的年收入也不过几千元人民币。
我最终选择了回国。但回到阜外医院后，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颗日夜运转磨得锃亮的螺丝，忽然被拧到一辆慢悠悠的牛车上，无论如何卖力气都快不起来了。
阜外医院每年仅能做1000例手术，排号却排到了14000例。按照当时的速度，许多病人要等到10年以后才能手术，绝大多数病人一直等到死都手术不上。
在澳大利亚，我一年可以做几百例手术。回到国内，我一年只能做88例。全院上自院长下至年轻医生，都想多干工作，多救病人，可都觉得有劲使不出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医疗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1987年我向阜外医院递交了《请调报告》，放弃了已经有的房子和地位，经过了一系列波折，甚至惊动中组部后，我带着妻子和儿子最终回到了黑龙江牡丹江市。这期间，因为对我的行为不理解，流言蜚语不断。
在牡丹江医院做院长期间，我完成了我国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术，使集体医院性质的牡丹江医院成为全世界能开展此项手术的50家医院之一，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心血管外科的先进行列。1988年，国际心肺移植协会邀请牡丹江医院加入了世界心肺移植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