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医生”还强调强制检测可以减少医护人员职业感染的风险。这时，又一个人“倒戈”。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的护士王克荣本来应该扮演“医院院长”赞成强制检测，她也违反“听证会”的规则和“普通医生”争论起来。“作为一个在第一线工作的护士，我认为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救助病人，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王克荣几乎天天与感染者在一起，有时候还要同吃同住。
接下来，李楯继续对“普通医院院长”赞成强制检测的另一个理由进行提问。“普通医院院长”认为，如果病人在术后发现感染HIV，手术前的检测，有利于分辨出医疗纠纷中的责任。
李楯问：“我们都知道感染HIV后有一个窗口期，在窗口期里，HIV感染者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假设手术前检测结果是阴性，手术后变成阳性，病人感染HIV的责任一定是你们医生的吗？”
“院长”被问住了，艾滋病的窗口期一直是HIV检测中的难题，阴性的结果可能表明病人没有感染HIV病毒，但也有可能是感染后没有被检测出来。
李楯告诉记者，听证会要解决的是，一个政策，首先是“可不可以这样做”，其次是“能不能做到”。政策制定中不重视可行性的探讨，已经是一个老问题。
“真的没有想到，一项艾滋病政策，会牵涉到这么多的利益群体，如果没有基本的专业知识，如果不是听到各方的发言，我们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法规。”一位参加培训的上海记者在模拟听证会结束后说。
李楯打了个比方，如果外面有恐怖分子，是限制所有人的行动自由，还是让大家穿上防弹衣？艾滋病的政策也是一样的道理。“在良好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解决难题。”
李楯相信，模拟听证会能够让记者们多一些质疑的精神，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要报道一场艾滋病政策的听证会，他们会更多地考虑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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