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的挑战
今年艾滋病大会的一个特点是宗教组织的主动参与。大会开始前，数百名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代表开了3天的预备会，寻求如何更有意义地参与大会。大会期间，宗教代表以“行动的挑战”为题进行讨论，商讨宗教组织在艾滋病危机中的作用。世界路德教会联盟的主教马克·汉森呼吁各宗教放弃分歧，团结一致，与承受苦难者站在一起。汉森反对将道德观念凌驾于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之上，称这种做法导致了“安全套的妖魔化”。
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宗教组织都是如此开明。拥有11亿信众的天主教一贯拒绝安全套并质疑其有效性，因为教会认为，节育措施切断了性和生殖的天然联系。
2003年，梵蒂冈天主教教廷下设的家庭委员会主席、枢机主教储吉罗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上声称，艾滋病毒比精子小450倍，安全套并非不可渗透，因此无法阻止病毒传播。他认为，健康部门和其他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团体有义务提醒公众这一点，就像在烟盒上注明“吸烟有害健康”一样。此话一出，立即遭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反驳与谴责。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内泽基大主教甚至宣称，安全套是艾滋病迅速蔓延的原因，因为它“助长了乱交之风”。
天主教教廷的立场一直是抗艾人士猛烈抨击的对象。最近，从梵蒂冈传出消息说，教廷可能允许一方是感染者的夫妻使用安全套，但是这仍然停留在草拟阶段，要经过评审后才能递交教皇裁决。
宗教组织与布什政府推崇相似的预防策略，即强调家庭观念，将性行为规范于婚姻之内。在布什的PEPFAR计划中，有20%资金流向了宗教组织。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刊登评论，肯定了宗教组织在缓解艾滋病危机中拥有独特的精神和世俗资源优势，同时提醒各种宗教组织在接受防艾资助时应该特别注意，其使命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传教。
这一提醒并非空穴来风。美国资深记者、作家艾波斯坦曾前往乌干达实地调查，她发现基督教团体的禁欲防艾教育项目中容纳了很多祷告和讨论基督教的内容。人权观察组织也指出，有时实在无法分清这些组织的目的：是预防艾滋病，还是拯救灵魂？
行动之时
由于性行为和注射吸毒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防控工作早已超出了医学领域。从1985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首次国际艾滋病大会开始，最初的几次会议仅限于探讨生物医学问题，是专业者交流科研结果与临床发现的集会。到了今天，大会内容已经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安全，而学术交流已退居二线。
当前，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年投入是80亿，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测算的150亿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是，资金缺口并非最大的障碍，各方人士在预防和治疗策略上的分歧才是最大的问题。
在此次大会中，与会代表来自医学领域、民间团体和政界，而唱主角的是后两类人士，因为他们不论是团体内部，还是团体之间都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也许正是艾滋病疫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原因——由于宗教、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因素使艾滋病的防控复杂化，有限的资源没有在统一的行动方案支配下得到合理使用。
艾滋病归根结底是人类行为引起的疾病，100%可以预防，但是仅仅凭借科研成果和医学方法改变性和吸毒行为是不现实的。科学上站得住脚、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并不见得顺利地贯彻落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观念上——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就没有在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上统一过思想。
这次艾滋病大会上公布的包皮环切术和女性使用的杀微生物剂让世人为之一振，但是兴奋之余，人们发现这两个科研项目离实践阶段还有一定距离。而即使研究成功，也只是多了个把预防措施而已。和安全套一样，它们并不能改变性行为非理性的一面，人们仍然会陷入防治策略的争论而莫衷一是。没有一致的见解，国际社会难以制定统一的行动方案，更难以落实此次大会“行动之时”的宗旨。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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